据记者了解，此前，为预防类似侵害，通常做法是在绝缘子表面喷上一种涂料，其弊端在于需定期清扫、补涂，维护成本较高。按30年使用周期计算，传统防护方式至少需喷涂6次，而使用辅助伞套只需一次安装，后期再无花费。

在2015年于内蒙古乌海举行的一次项目招标中，方江发现有人拿着自家的“辅助伞套”参与竞标。“当时的中标企业叫河北硅谷。我们也是偶然发现，他们提供给用户的产品竟与我们的一模一样。”方江告诉记者，随后他分别向招标单位、招标代理机构及河北硅谷发出律师函，但并未引起重视。“河北硅谷坚称没有抄袭，甚至向相关部门提出‘废除专利’的申请。”

历经三年拉锯，该案件终于在今年5月有了定论，但河北硅谷并不认为错在自己。“已提交补充证据走上诉程序，公司上级领导说不想过多评价。”河北硅谷一位自称为销售处处长的赵姓人士说。而在其官网上，“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河北省‘巨人计划’创新创业团队”等多个“创新”资质被置于显眼位置。“到底谁在窃取？”该人士反问记者。

“除了设备，我们更注重全套解决方案，根据用户实际进行建设安装，这需要大量的计算、设计。别人或许能‘学样’，但未必能复制内在。换句话说，光有设备却无配套方案，运行中仍可能出现大问题，长此以往将失去用户信任，殃及原创企业，甚至导致整套装备被直接淘汰。”方江告诉记者，“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值得关注的是，在电力设备行业，类似的“专利纠纷”屡见不鲜。记者查阅数据机构“知产宝”统计获悉，2013-2017年，仅北上广三地的电气机械及器材、线缆制造行业专利侵权案数量就已居各行业第二。2018上半年，有据可查的电力装备侵权案件文书也已达百余份。“这还不是全部，有些未走法律程序或尚未宣判的都没算在内。我们遇到的电力装备侵权事件远比你看到的多得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原主审法官、北京盛美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蒋利玮告诉记者。

“如不维权，上千万元研发经费就会打水漂，心里不甘；坚持维权，1项专利的诉讼就要拖3年，其他侵权根本无暇顾及。难道真是谁研发谁就背包袱？”方江向记者道出心中疑问，“维权为何如此之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专利维权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障碍。

首先是专利保护力度不足。“专利保护条文已相对齐全，但就保护力度看仍远远不够。”电力行业资深律师展曙光举例称，“现在的赔偿多以‘填平’损失为主，即企业损失多少获赔多少，难以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赔偿金，相较侵权收益很可能微不足道。”

其次是维权成本偏高。有企业人士向记者坦言，一旦遭遇侵权，企业无论选择哪种维权方式，必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有时候，诉讼费比赔偿金还高。就算最后胜诉，产品也错过了最佳的市场推广期，得不偿失。”

展曙光也称，因专利企业很难证实前期研发投入，该部分损失难以计量，所以难获补偿。“维权成本高、效果也未必理想，企业难有维权动力。”

最后是执行层面的问题。以关键环节“举证”为例，蒋利玮表示，产品举证须双方律师、法官共同在场，对照专利文书逐一鉴定。“因产品特殊性，电力装备不可能像手机一样，去市场买来就拿着比对，其涉及生产、销售、使用等多个环节，导致仅取证一项工作就可能历时数月，尤其是在用设备，很难让电厂牺牲利益停工配合。况且电厂本就是装备企业的潜在客户，企业怕得罪电厂，宁愿主动不追究。

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已达13.6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一项电力设备从实验室走到市场，考验重重、非常不易。侵权行为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一旦卷入，将面临一场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纠纷。”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副秘书长盛建华指出，对行业和企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同样重要。

专利维权如何进一步完善？蒋利玮表示，这首先取决于企业自身。从研发之初，企业就应未雨绸缪。“专利其实就是企业财产，只有真正进入市场交易才能从中获益。申报专利的同时，应提前做足准备，预先考虑后期可能涉及的维权环节，提前做足功课，才能在遭遇侵权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除了企业自身预设“防火墙”，展曙光认为，专利的政策保护力度也应同步强化，尤其是要加大对侵权企业的惩罚，尽快解决“维权成本高、侵权代价低”的老大难问题。“按照现行法规，在维权者难以自证损失的情况下，赔偿额的上限不能超过一百万元，这更像是‘补偿’，而非‘惩罚’，并未真正实现对侵权企业的惩罚与震慑。”

“对侵犯知识产权者要加倍惩罚，对恶意侵犯知识产权者要重罚直至倾家荡产。”展曙光称。

值得注意的是，专利保护在国家层面也正得到更多关注。7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表示，我国将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着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并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针对科学技术的“山寨”、盗版，就是生产力发展道路上必须移除的“绊脚石”。

事实上，自从有了技术创新，这块“绊脚石”始终如影随形。为保障创新者的权益不受侵害，进而调动更多技术创新者的积极性，17世纪便产生了专利制度。经济史学家研究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成为“日不落帝国”，正是因为其相对于其他国家较早、较完备地建立了产权保护制度。此后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崛起，都与产权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有直接因果关系。

我国知识产权、专利等保护制度经过多年发展，也已取得可喜进展。随着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专利申请数量逐年攀高。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快速上升至138.2万件，已连续七年居世界首位。如何保护好每年超百万件专利发明者的合法权益，显然不是一件易事。

虽然至今欧美等发达国家“侵权”的案例也并不少见，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专利等创新成果的保护水平，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产权保护意识方面，更是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

虽然专利保护工作日益精进，但我国的专利产品频遭盗版，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屡遭侵犯，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中能源装备行业一直是“重灾区”。有的侵权企业急于变现，未经同意就将他人的产品拿来改装、仿制，堂而皇之拿到市场销售；有的研发工作浅尝辄止，遇到问题首先想到“偷师”同行，模仿总比原创来得轻松；还有企业竟在新技术鉴定会现场，遇到同期参与鉴定的同行急切“偷”技术，导致涉密资料被带出会场，重要信息遭遇外泄。

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侥幸心理在作祟。能源装备属技术密集型行业，相较于其他专利产品，其研发投入大、时间长，特别是某些核心专利，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动辄耗时几年、十几年。相比之下，“拿来主义”无疑是种“捷径”，对侵权企业诱惑极大。

另一方面，侵权成本偏低、维权成本过高让侵权行为“壮了胆子”“钻了空子”。虽然有实力雄厚的企业，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愤然抗争，但也存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困境。例如，一些大型能源企业用于申请保护专利、外部咨询等方面的资金，甚至与专利本身授权、转让的收益相当。而资金不足的中小型企业则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因担心得不偿失而只能被迫放弃维权。

国外实践表明，重罚是遏止侵权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而这正是我国专利保护的“短板”。例如，美国知识产权法规强调加重惩罚性赔偿，侵权者最终支付的损害赔偿可以提升至初始数额的3倍；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损害赔偿金不能少于侵权方使用该知识产权的总费用。始于2011年的苹果、三星“专利战”便是“重典治侵权”的经典案例之一。2018年5月，历经7年马拉松式的诉讼，法院最终裁决三星侵权，并向苹果支付3.99亿美元赔偿金。在此基础之上，三星还需向苹果赔付1.4亿美元，作为补偿性赔偿金。

除此之外，企业自己也要装好“防盗门”和“电子眼”。例如，有的企业在遭遇侵权后，才想起设立知识产权部门；有的企业虽然设置了维权部门，却并无维权手段，形同虚设。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能源装备已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严格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法律法规的健全、企业自我保护能力的提升。我们相信，随着这些工作的日益完善，专利“要不来、买不来”却可以“抄得来、偷得来”的怪诞现象会越来越少，“自主创新不用偷，防范到位偷不成，惩罚严厉不敢偷”会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