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专家表示，电改五年来，电价下降释放红利数千亿元，其中2018、2019年两年下降力度最强，实现了一般工商业电价每年降低10%的政策目标，并为实体经济用电成本“减负”。

一般工商业电价三年连降，成绩和效果如何，目前还存在哪些阻碍？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人士。

两年累计降幅达到19%

我国电价广义上可以分为上网电价、输配电价、销售电价。销售电价按用电性质可分为四大类(个别城市除外)：居民生活用电、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大工业用电、农业生产用电。

其中，一般工商业用电通常指变压器容量在315千伏安以下的商业和小型工业用电，主要涉及中小企业，且普遍采用“电度电价”的单一制定价方式。

以北京市为例，截至2019年，1-10千伏电压等级的一般工商业用电平段价格为0.8595元/千瓦时，同等电价等级同一时段的大工业用电为0.6770元/千瓦时。如按照每度电摊销0.1元的基本电价测算，同等电价等级同一时段的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比大工业高10%以上。

为了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国家发改委出台多项措施并推动执行落地，让利方主要为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相关数据显示，经历前两年降价，全国（不含西藏）一般工商业目录电价（销售电价）累计降低0.15元/千瓦时，累计降幅19%。

从效果上看，各地下调幅度显示，全国一般工商业电价下调空间呈现西高东低。西北、西南区域下降幅度最高，华北区域下降幅度最低。其中，青海下调幅度最高为14.12分/千瓦时。政府性基金和附加方面，已从2015年7分/千瓦时降至目前的4.4分/千瓦时左右。

工商业电价需进一步理顺

连续两年降价后，一般工商业电价为何还要再降？

北京先见能源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尹明表示：“一般工商业用户具有‘一点通处处通’的特点，降低成本对生产和消费两端的刺激带动作用很大。一般工商业提供的服务，上承农副产品、原材料等生产环节，下联居民等终端消费者。其中消费侧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提质增效意义重大，直接影响供给侧的成本，这是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政策的产业链逻辑。”

尹明进一步指出，从生产经营成本构成看，电费在一般工商业用户生产经营成本中占比较较高，降电费对降低企业营运成本影响巨大。“2018年前，我国一般工商业用户电价中承担的交叉补贴比例居高不下，某些地方一般工商业用户电价的交叉补贴比甚至超100%，用电实际价格与价值扭曲现象突出。”

利用行政手段，降幅目标得以顺利完成，但并不代表工商业电价的内在矛盾得到解决，工商业电价居高不下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国际能源署2016年8月发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居民电价在31个国家中居倒数第3位，仅高于墨西哥和马来西亚，但工业电价居第16位。我国电价总体处于国际中等偏下水平，平均电价与美国接近，但工业电价至少高出美国50%。

“近两年，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水平政策取得较好效果，但影响一般工商业电价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主要是交叉补贴和转供电加价问题。后者近两年有所改善，但前者还是难治痼疾。”尹明指出。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工商业电价高是定价机制不顺的典型体现。“电价要反映电压等级和负荷特性，负荷特性反映用户的用电行为和对系统设备的使用效率，交叉补贴直接推高了工商业电价，也扭曲了工商业电价。”

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冯永晟看来，扭曲的工商业电价为多种因素所致。“除交叉补贴外，市场结构，特别是零售环节的‘转供转售’处于电力市场体系之外，如何解决仍有争论。定价方式方面，两部制电价如何设计和执行也仍需讨论。”

旨在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针对目前一般工商业电价存在的问题，冯永晟指出，在推动市场结构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市场机制和有效监管，实现电价向合理水平的回归是根本途径。“当然，这个问题涉及更多考虑，比如提高居民电价，但这是改革策略的问题，并非根本性障碍。”

“‘降电价’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让利行为，目的是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上述业内人士指出。

尹明认为：“企业用电成本涵盖的内容更广泛，主要包括在电力相关固定资产投资、电费支出及电力运维及相关资金成本等。其中，电费支出主要与电价、用电量及缴费模式等因素相关。降电价是降低企业电力成本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远非全部。”

对于如何降低工商业电力成本，尹明建议，首先，应做好输配电价定价与调整工作，细化定价成本监审细目；其次，电费支出方面，应重视推动各地电网企业提高线损管理；同时，促进用户侧配电资产标准化和管理体系规范化建设，降低线损率。“当务之急要尽快制定出台交叉补贴‘明补’机制。”

“降低电力成本就是让利、就是减量的传统认识亟需改变，降低企业电力成本是一个涉及政策、监管、技术、管理、金融等多维度立体工程，这里孕育着综合能源服务、电力大数据业务、金融业务创新等新业务新商机。”尹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