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石油与主要大宗商品(煤炭、矿石、金属)的价格相比2011年都已跌去了50%以上。这一低能源价格的影响成为了人们日益关心的话题，它的影响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显现。那么，低油价会影响可再生能源的前景吗?

这一问题无法参照历史经验。因为上次1986年开始的低油价(长期低于当年价20美元/桶的水平)，的确摧毁了快速成长中的生物燃料的前景，使其一度停滞不前。但是目前蓬勃发展的风能、太阳能等当初还没有走出实验室，自然无法检验可能受到的影响。所以这一问题只能依靠逻辑与理论来回答。

笔者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即使有影响，也是间接的，短期内还显现不出来。风能、太阳能最基本的利用方式主要是发电，因此电价的变化会对其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低油价不意味着低电价，因为油使用的领域跟电的重合程度并不大。这种影响需要两个前提：1.地区的天然气价格跟石油挂钩;2.天然气发电属于边际电厂，决定电力价格。主流可再生能源(风、光)基本还需要依靠补贴，或者其他手段保证其进入市场。只要这种政策支持手段不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化石能源的低价格(不仅仅是油价)只会使这种支持的成本有所增加，但是并不影响可再生能源的规模扩大，起码在短期内如此。当然，间接的影响很难描述，甚至是界定清楚，因为现实中的经济、技术、政府政策因素是高度互动影响的，比如处于财政危机中的国家(比如希腊)，取消可再生能源的支持也是大概率事件。

与低油价相比，可再生能源要取得竞争力，更直接面对的是传统的煤电、气电以及其他电源的竞争。可再生能源仍然需要持续的成本下降，才能最终实现具有商业竞争力、自主发展的目标。本文从成本的竞争力角度做个讨论。

可再生能源竞争力的“五级修炼”

对应于竞争的特点与关键因素，这5级分别是：

第一级：有效代替尖峰负荷。尖峰负荷也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电力需求最大的时候，往往具有较高的电价水平来反映电力的高价值(就欧美目前的需求特性，其价格往往在平均价格的5倍左右)。在这方面，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光伏已经体现出足够的竞争力。这是由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经济特性决定的——固定投资大，而燃料成本为零，流动运营成本普遍低于传统化石能源。而光伏的出力特性恰恰跟电力的负荷高峰具有比较大的一致性。这方面，可变的流动成本是合适的评价标准。

第二级：成为减排成本较小的选择。发展可再生能源，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实现本地污染物与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如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能够使得其减排成本低于其他常规的选项，比如节能(这个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永远优先的)、提高能源效率、其他替代能源，那么它在一定的减排目标(意味着碳排放具有了“影子”价格)约束下就具有更好的地位。这方面，单位减排成本是合适的评价标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在某些条件下，发展可再生能源比耗费巨资节能的选择更加合理。

第三级：成为部分用户用电成本更低的选择。这方面典型的是分布式发电应用。如果光伏发电的全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到电网销售电价，那么用户就有充分的动力用自发自用代替网电的消费。当然，这不意味着这种自发自用对全社会是成本最优的，因为这部分用户仍然享受着电网提供的稳定供电服务，以及可能的，各种税费的豁免(比如net-metering计量体系)，这部分的成本没有显性的体现。但是，基于给定的政策设计与市场环境，从消费者角度，用户的确是有动力去改变，从而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市场。

第四级：与其他新建机组的成本可竞争。长期的单位发电平准化成本(LCOE)(严格地，要加上电网与运行相关的系统成本)是合适的评价标准。在部分地区，比如德国，由于环保标准严格，化石燃料机组投资高昂，风电已经具有比天然气更低的平准化发电成本;在美国的部分州与地区，天然气比煤变得便宜，甚至便宜很多，风电已经比煤电与部分气电便宜。当然，目前便宜，并不意味着永远会便宜，这仍旧取决于市场的动态发展与各种因素的互动。

第五级：可以离网独立。以上的成本，全部是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而没有考虑为了平衡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的额外成本(接网成本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基本不是主要部分)。如果可再生能源可以自我提供备用(比如加上储能、储热)的成本还比其他机组成本低，那么就意味着其可以完全离网独立发展了。在一些偏远地区、离网应用中，光伏+储能已经相比其他途径(比如柴油发电、大电网延伸)具有更好的竞争力。这方面，长期的单位用电成本是合适的评价标准。

“中国特色”在哪里?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色。我们可以对照这5级对我国可再生能源的位置做一个分析，看看“中国特色“在哪里。

第一级，在我国完全没有，其根源在于缺乏竞价体系与起作用的电力市场。各种电源的短期市场份额，不是通过竞争确定，而是行政分配。缺乏竞争，可再生能源也无法带动整体电价水平的有效降低，对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福利进行再分配。

第二级，这方面，不同减排选择的边际减排成本是衡量的标准。可再生能源可能在部分地区已经是理性的减排选择，比如一些人口密集、污染严重而又缺乏其他廉价减排手段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低效机组已经关无可关)。但是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减排的收益还小，而很多现有设施的排放强度还非常之大，加强末端治理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第三级，在一些日照条件比较好，融资成本可以很低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由于我国居民用电享受着交叉补贴，大约水平在0.5元/度，这会极大的误导消费者的理性决策。这种可能性并不够普遍。

第四级，还需要更大程度的成本下降。但是，受益于我国制造产业的低成本，我国在这方面具有优势，有望相比其他大部分国家实现的更快，更早，并引领整个世界的进步。

第五级，不仅可再生能源本身成本需要大幅下降，与之配套的需求侧方案、分布式应用以及储能的成本都需要大幅下降，并催生新的商业模式。目前这看起来还比较遥远，存在着很多成本之外的技术约束。比如以目前的电池密度，要彻底脱网满足家庭的持续用电需求，需要的电池尺寸对于一般的家庭用户都不太现实。

由于我国存在太多的特定的价格体系，价格歧视与补贴的并存，可再生能源在我国目前的位置相对杂乱。电力行业仍旧缺乏基本的竞争机制。市场份额，与支持抑或限制政策的变化，最终都会以“政治角力”的方式，赋予“特权”的形式确定，比如最新出台的“绿色调度”的政策手段。这一范式需要尽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