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理顺经济、能源、环境新关系的最优路径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的首要任务，是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能源发展的重大要求，统筹处理好经济、能源和环境关系。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碳达峰与碳中和道路，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国网副总工程师兼国网能源研究院院长欧阳昌裕表示。

正是以走出中国特色能源电力“双碳”之路为目标，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电力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研究攻关团队展开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对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

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鲁刚介绍，《报告》构建了由可持续发展三角、能源协同发展三角锥构成的能源高质量发展“双三角”理论分析框架。其中，能源系统外部的“可持续发展三角”用于描述经济—能源—环境三者的联动关系；能源系统内部“能源协同发展三角锥”用于描述能源自身发展在安全性、清洁性、经济性、共享性之间的平衡关系。

“走中国特色能源电力‘双碳’之路，唯有实施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能源经济，以技术创新与体制机制改革的办法，才能理顺经济、能源、环境三者新关系，开拓新局面，解决新矛盾，实现两个‘三角’在更高水平上的协调，走出一条多目标权衡和统筹的最优路径，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鲁刚说。

在充分认识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报告》分析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体系优化同频共振的过程。一方面要稳步推动产业升级，推进“双高”产业向低能耗、高附加值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未来在能源系统的功能定位将经历主体能源、兜底保障、调节补充的转变。

同时，我国的“双碳”路径是在满足能源电力消费需求刚性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大规模减排。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新型信息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费将保持刚性增长态势。预计一次能源消费总量2030~2035年达峰，峰值60亿~67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上升达峰期内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仍面临较大压力，2035年后一次能源需求稳步下降，2060年降至45亿吨标准煤左右。全社会二氧化碳排放将于2030年前后达峰，峰值约120亿吨，其中能源燃烧二氧化碳排放约105亿吨，达峰至中和阶段全社会碳减排需求约年均3.5亿吨。

《报告》预测，随着我国经济—能源—环境关系与新发展格局—新型能源体系—碳达峰碳中和同步重塑，经济、能源、碳排放之间逐步实现脱钩。2030~2035年，在产业结构调整及节能提效措施影响下，我国能源消费进入峰值平台期，高端制造业及高附加值服务业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经济稳步健康增长，并开始与能源消费增长脱钩。2035年前后，我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增长进入脱钩状态。2035年后，我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增长处于完全脱钩状态，经济社会将进入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2020~203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保持正增长趋势，两者的脱钩指数保持在0.6以下，呈现弱脱钩状态。2030年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实现完全脱钩，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碳排放脱钩程度逐渐加强，低碳和近零排放的相关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经济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达峰至中和阶段宜采用“先慢后快”的碳减排节奏

面对发展与减排的双重挑战，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碳排放自然达峰后逐渐减排，我国将走出一条主动达峰、稳步中和的碳减排道路。《报告》将全社会碳减排路径分为上升达峰期、稳步降碳期、加速减碳期、碳中和期4个阶段，并建议考虑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突破不确定性和技术经济性发展预期，达峰至中和阶段采用“先慢后快”的碳减排道路。

《报告》指出，2020~2030年间为碳排放的上升达峰期。我国仍处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费需求刚性增长，倒逼我国必须走出一条主动达峰的特色之路。其中，控制电力系统峰值水平更有利于降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难度。从全社会角度看，以电力企业晚达峰助力全社会稳步达峰是统筹安全、经济、低碳目标下的较优方案。

2030~2035年间为碳排放峰值平台期。2030年后，终端电气化水平提升和清洁能源快速发展，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稳中有降。到2040年，全社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至87亿吨左右，其中能源燃烧二氧化碳降至74亿吨左右。

据攻关团队测算，适当延长碳排放峰值平台期至5年左右，碳减排路径下电力供应成本降低1%~2%，煤炭退役高峰时期延迟到2040~2050年。相对于电力碳排放达峰后立即稳步下降的减排路径，“先慢后快”的碳减排轨迹下电力供应成本降低4%~8%。

2040~2050年间，碳排放进入加速下降期。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至约47亿吨。2050~2060年，碳排放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进入碳中和期，2060年仍有约15亿吨的二氧化碳需要通过自然碳汇进行移除，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净零排放。

从区域来看，西部区域达峰重点在于大型风光基地中支撑性低碳或负碳技术的规模化应用；面对东部区域达峰时间与峰值不确定性，需在做好技术准备的同时留好应急后手；跨区输电需要发挥更加显著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中部区域有望成为全国电网格局中具有接续与互济功能的重要节点。

鲁刚表示，区域间低碳转型协调发展，需要坚持系统优化思维、兼顾质量效率公平的原则，从地区、行业、时期3个维度，统筹协调好碳预算、碳强度、能源强度、经济社会发展等整体和局部目标的关系，协调各地区、行业间的碳达峰时序和碳减排任务，支持有条件地区和行业率先达峰。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如何走好中国特色“双碳”道路纷纷发表真知灼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碳达峰碳中和提出3点认识，一是要加强“既有”“更有”的平衡性和基础性研究，“既有”是指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是指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二是区分“差别”和“差距”，进行国际比较时，差别是不可能“抹平”的，差距才是可以追赶的。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差别体现在自然资源的禀赋、国情及发展阶段的不同。三是要把握不同国家自主贡献（NDCS）气候目标和我国“双碳”目标的不同，以及我国NDCS目标与其他国际公约目标及双边、多边目标及措施的不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委员王毅对构建一个包容、安全、可持续的中国“双碳”转型发展体系提出建议。一是“双碳”转型不仅仅体现在碳排放约束，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展方式系统性变革，争取碳约束框架下的未来竞争优势。二是更加深入研究中国特色能源电力“双碳”战略的路径和模式选择问题，综合考虑科技创新、成本效应、体制改革、能力建设等因素，对短中长期目标模式取得共识。三是加强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针对涉及“双碳”的一揽子法律法规，制定专项计划，开展统筹制修订工作，并与时俱进调整相关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