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赫冲我伸出三个手指头。

这位陕西省榆林市大柳塔镇副镇长面容冷峻地说，“还剩三家。”

刘指的是当地还在经营的民营煤企数量。曾几何时，在这个不足400平方公里的小镇，来自全国各地的个体煤矿一度超过了70家。

大柳塔镇在陕西省地图上位于最北端，地处世界八大煤田之一，是神府东胜煤田的腹地。在业内，自榆林市一路向北，到内蒙古上湾和鄂尔多斯，这条200多公里的矿脉沿线被称之为中国的“能源走廊”。

因为地表埋藏的煤炭，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这个小城曾是这条能源长廊中最为活跃的地方。来自全国各地掘金的人汇聚于此，他们在这里完成了财富积累。

但经历了几番沉浮后，煤炭行业进入近年来史无前例的拐点。民营煤企最先受到冲击，小煤矿被迫关闭，外地掘金者先后离场，仅存的这三家民营煤矿无一不是当地人在经营，产能最低的也在60万吨/年。

刘赫拿出纸和笔，写下了其中一家规模最大的煤矿的名字和幕后老板的姓名：乌兰色太煤矿，乔振杰。

野蛮生长

乌兰色太，蒙语，“红色的树林”之意，乌兰色太村在神木县偏北，乔振杰的煤矿也以此为名。

驱车从大柳塔镇出发，一路向东，汽车驶过一段省级公路后拐进一座山头，途经的几个煤矿早已大门紧闭。全程一路畅通用了40分钟，当地人说，前两年这一段路程至少需要几个小时，彼时的山坳里，常年排满了拉煤的重型卡车。

乔振杰的煤矿年产能150万吨，固定资产3.8亿，仅一套综采设备就投入了一亿多元。旁边的山坡上，一幢五层办公楼和员工公寓连成一排，整个矿区的生产环境看上去非常正规。只是，方圆几公里早已没有了曾经车水马龙的景象，这片区域在西北隆冬的寒风中倍显冷清。

乔振杰的老家在乌兰色太邻村，这位土生土长的煤老板没上过学，早年靠放羊养家糊口。他说，那个年代，山上不长树，地里不长苗，这里很多人家穷得“连过年都买不起酱油”。

煤矿规模变大，生意场上的应酬也随之多了起来，乔振杰摇身一变，成了煤矿级别最高的公关员。煤矿规模变大，生意场上的应酬也随之多了起来，乔振杰摇身一变，成了煤矿级别最高的公关员。

1984年，新华社发出一条电讯：“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大柳塔被誉为这片煤海的白菜心，依靠煤，一部分农民洗脚上田告别了曾经的生活。这年，乔振杰19岁。

此后的十年间，国家逐步放开煤炭价格，在乔30岁那年，全国煤炭交易迎来一个小高潮，他开始在别人的小煤窑里干活。起初是下井挖煤，后又开始跑煤炭运输。

待手里有了点积蓄，乔振杰买了辆摩托车，并开始琢磨起自己买矿的心思。

2001年，正值煤炭行业低谷，乔振杰揣着十几万，四处打探。乌兰色太村的村民聂占宽闻讯找了过来，提供了条线索：陕西金马集团想把乌兰色太煤矿卖了。他俩当初一起下过井的小煤窑就在附近，对这片地下煤层的储藏情况了如指掌，知道挖出来就能挣钱。

两人一合计，在其他买家压价时主动加了几万。最终以158万的作价成交。“那个时候煤价不行，（大家）都对煤炭行业不看好。但我毕竟是农民，除了种地只能干这个，好坏随着时间的推移看。”

当时的煤矿是个烂摊子，粗放的开采方式下，乔振杰和聂占宽既是老板也是矿工，他们和其他几个工人住在简陋的平房里，饿了啃馒头就凉水，醒了就挖煤。2002年，他们挖出3000多吨煤。当时煤价涨到十几块，但最后一核算，他们还是赔了几十万。

这年春节是乔振杰记忆深刻的一个年关。这年春节是乔振杰记忆深刻的一个年关。

这年春节是乔振杰记忆深刻的一个年关。

“我是煤矿的发起人、法人和实际控制人，煤矿赔了钱，大家都来找我要。过年那天，来了十三四个人，往家里一坐，下午我妈给做好饭，他们连吃带拿，家里都被掏空，晚上这群人走时，把摩托车也顺走了。”乔振杰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潸然泪下。

2004年下半年，国内煤炭飙升至100元/吨，乔振杰的煤矿年产也稳定在9万吨左右，发展进入快车道。2007年1月，国家煤炭行业“十一五规划”出台，明确提出煤矿要“改小建大”，以整合为主、新建为辅。乔振杰一边努力扩大产能，一边与政策赛跑。

然而好日子只过了一年。2008年为迎接奥运，煤矿全部停工整顿，乌兰色太煤矿只运营了半年。

停工半年的煤矿，政策利剑一直悬在头顶，乔振杰和老搭档聂占宽几近绝望。

2008年冬天，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榆林市煤炭资源整合实施方案》得以落实，年产6万吨及以下的煤矿皆在整合范围之内。乌兰色太煤矿逃过一劫。

乔振杰笑了。

不仅如此，这份文件中还写道：同意神木县大柳塔镇乌兰色太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等54个煤矿进行资源整合。在他们保存下来的文件影印版中，公司名字下方重重地画了道横线。

采掘面积从2.3平方公里陡然扩大到8.2平方公里，生产能力从之前的年产9万吨一跃成为整合后的150万吨/年，资产从2亿飙升至七八亿。乔振杰形容这一切，“相当了不得”。

但此时，另外两个股东要求变现退出，乔和聂再三挽留未果。商量两三个月，对方坚持折价兑现2.4亿撤股。但这一要价比原来整个煤矿的价格还要高，乔振杰和聂占宽根本无法支付，更何况筹建新矿也急需投资。几轮谈判拉锯，两人提出分期支付，对方答应并顺利退出。

此后，乔振杰变得更有野心，他要将新矿建成“全省响当当的个体大煤矿”。在高校进修过三年经管专业的乔振杰学以致用，决定将公司财务正规化，重金聘请了一名已在政府部门升为副处的数学系高材生任财务总监，随后又将生产正规化，年薪百万挖来曾经的顾问当矿长，后者本来即将升为当地最大国企神华神东集团的矿长。

专业人才的加入，让乔振杰和聂占宽完成了新的角色转型。聂占宽开始从生产一线退下，转而负责与当地村委沟通的工作。煤矿规模变大，生意场上的应酬也随之多了起来，乔振杰摇身一变，成了煤矿级别最高的公关员。

2010年7月17日，乌兰色太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建矿十周年，新矿投产，200多位客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祝贺。当时的一张纪念合影中，乔和聂站在中间一排人中间，目光游离在镜头之外，表情看上去既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

两个月后，新矿井投产，乔振杰的矿区内运煤车排成一条长龙。错过两年时机，煤炭市场已从最高每吨千元的高位回落到每吨四五百左右，但即便如此，他以及他的合伙人还是赶上了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末班车。

艰难自救

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朔州，是中国的“煤炭金三角”，中国地图上这三个城市串成的地域版图，是能源财富神话诞生的地方。一组公开的数据显示，2011年，榆林资产过亿的富豪在7000人左右，这里被称为“中国科威特”，鄂尔多斯则是“东方迪拜”。

从与乔振杰一起买下乌兰色太煤矿起，聂占宽一直是乔的黄金搭档从与乔振杰一起买下乌兰色太煤矿起，聂占宽一直是乔的黄金搭档
也正因于此，“煤老板”这一称呼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这一群体的神秘在行业鼎盛时被日渐妖魔化。

2011年到2013年间，煤矿生意的红火让乔振杰的财富呈指数级增长。

“这三年最舒心，也最狂妄。”乔振杰说。

手握大把现金的乔振杰逐渐拉长自己的财富链条，先后在海南和西安砸下上亿真金白银投资房地产，同时又在别的几个行业投入1个亿，其中包括小额贷款公司。

2012年底，煤炭价格断崖式下跌，第二年，房地产行业“新国五条”出台，楼市调控从紧，两条高空坠落的抛物线，将乔振杰打入了谷底。

关于曾经失败的过往，乔不愿过多谈及。他说，好在自己一直坚守煤炭主业。

十多年间，当地煤炭圈子里风云际会，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数不胜数。事实上，除了产业风向以及当地政商环境的变化，煤老板还有另一种坠落的方式。

“这个行业风险太高，一个事故，这辈子就折进去了，就像刘家峁煤矿一样。”聂占宽时刻保持着警惕。他口中的刘家峁煤矿，在隔壁的孙家岔镇，1月6号上午9时许，这家煤矿发生井下事故，11名矿工遇难，煤矿相关负责人被控制。

很快，神木县煤炭局下发文件，要求当地部分存在安全隐患煤矿进行停产（停建）整顿，71家煤矿被列入名单。

被控制的刘家峁煤矿老板，乔和聂都认识，他们说：“一个老板，常年待在北京，下面的人当然松懈，出事故是迟早的。”

对于正常生产的煤矿来说，当前的煤炭市场价格已降到100多元/吨，这同样是压在他们头顶的一座大山。

乔振杰说，现在经营煤矿比刚起步时都困难。他算了笔账：煤矿日产3万-5万吨，量小利润有限，此外，“一天电费就得3万元，煤矿需要50-60人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如果不经营，光电费、工人工资就没有着落，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为最大限度提高利润，乔振杰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他将煤矿的煤从块煤到米粒煤细分出9种产品，细分市场抢夺客户，相比而言，在当地独霸一方的国企神东煤矿的煤炭也不过只有两种。因为煤质好，乔也自信地说：“只要市场上还需要煤，我们的就能卖出去。”

此外，市场倒逼下，乔振杰还在煤矿推行精细化管理。

“过去煤矿是粗放管理，现在精细化必须到各个层面”。1月5日，乔召集矿上的管理层开会，公布他思考了三个月的计划。他决定将外包出去的业务全部收回来，最大限度地缩减成本。

他计算这将一年节省5000万，多少可以让煤矿走过现在的困境，甚至有点微利。出乎他意料的，对于这个计划，管理团队并无异议，煤矿当下艰难的处境大家都深有感受。

然而，更多的因素是他无法改变，甚至无法影响的。

近年煤炭市场一直供大于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煤矿总规模为57亿吨；而预计煤炭消费总量39.52亿吨。乔认为这是造成煤价不断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些年，圈里的朋友越来越少，聂占宽感到孤独，但他依然会笑对告别这些年，圈里的朋友越来越少，聂占宽感到孤独，但他依然会笑对告别

乔希望国家能尽快出台一个限采政策，否则煤矿还是撑不过两年。但他又悲观地认为，“推到地方上就乱了，下面根本不会执行。”

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绩的惯性，将催生国企煤矿新的产能，现在很多项目仍然超额开采，核定2000万吨年开采量，最后超标到3000万吨/年。

“你说光这超额的部分，关多少民营小煤矿才能抵消！”乔振杰说。

2015年，大柳塔镇最大的国企神华神东煤炭集团公司成立30年，“从1998年开始，煤炭产量每年以千万吨速度递增”是其庆典时展示的业绩。

国企和民企之间仿佛隔着面玻璃墙。聂占宽说，“神东交的资源费才2毛/吨，我们要2块/吨；神东只要交国税，我们除了国税还要交地税，这4年来我们光税就交了5亿。”说完，他皱着眉头沉思片刻，右手一挥，叹道“没办法”。

今年，乔振杰50岁，他的微信昵称是：千里马。他在煤炭行业沉浮了近20年，这一次，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再翻盘了。

2015年，乔已经开始寻找退路。他和陕西中煤多次沟通，“他们准备购买我们煤矿，只是眼下没有那么多钱。”他开出的条件是自己将控股权全部转让，但是乌兰色太煤矿保持经营独立权，管理层人员不动，他说，“要给弟兄们留条后路。”他的合伙人聂占宽这次仍然选择和他同进退。

他也有美好的幻想。

“如果现在的问题都能解决，等我70岁那年，乌兰色太煤矿的煤业就开采完了，正好退休。”乔振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