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以来，由于电力需求增长的放缓，快速扩大的各种发电装机与疲软需求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火电发电小时数不断下降，风电“弃风”加剧，2015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1728，平均弃风率接近15%，个别地区达到1/3。其中，风电资源堪称丰富无比的甘肃地区，平均风电利用小时数还不到1200。这种形势下，关于这一弃风问题形成的原因、法律责任认定以及解决方案的讨论再次引发关注。

地方政府、风电企业、电网各执一词，需求放缓的问题、装机负荷不匹配的问题、电源电网不够协调的问题、本地火电利益之争等说法不一而足。如何理解“弃风”的原因关系到可能的解决方案的具体形式，也涉及到对这些归因如何评价的标准问题。本文中，笔者尝试就此进行一些探讨。

需求放缓说不构成原因，但更大程度地暴露了问题

从一般性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原因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原因，是在于它可以指向潜在的解决方案;而电力需求不旺显然不具有指向解决方案的功能。发达国家的用电负荷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饱和，甚至以每年一到几个百分点的速率下降，可是为什么美国5年间风电光伏份额从2.5%上升到接近5%、德国更是占到总发电量的30%?它们的“弃风”程度并没有随需求形势而变化，甚至还有大幅的改善?只能说，在需求不旺的环境下，既有的问题得到了更充分的暴露，并且由于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更大的损失。

装机负荷不匹配说相关，但是只能解释5%的“弃风”，而不是现在的1/3以上

新华社报道称，“当前，甘肃电力装机约为4531万千瓦，最大用电负荷仅13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1784万千瓦(其中风电1202万千瓦)，已经超过最大负荷484万千瓦。换句话说，即使甘肃火电机组全部关停(实际上必须有相当部分的火电要为新能源调峰)，甘肃仍然会有弃风、弃光”。

这种说法很有气势，但是无疑有“跑题”之嫌。新能源装机超过了最大负荷，只能推导出“弃风”不可能为零。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弃风”程度超过1/3，可研2200小时的风电甚至还发不到1200小时。新能源装机接近1800万千瓦，从8760小时的统计来看，95%的情况下出力仍旧会大幅低于最大负荷。这种情况下，5%的“弃风”可能是可以解释的，但是离讨论问题的程度还非常之远。

电源电网不够协调说“事后诸葛亮”，协调本身需要“成本效益”分析

现在电源电网的确是不够协调，但是这似乎更像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电源与电网，哪个是目标、哪个是途径?协调不意味着任何方法论。

此外，从电力系统的特点来看，需求与出力随时在波动，如果没有任何时刻情况下的网络阻塞，那样的系统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浪费。一般而言，只要投入足够，“弃风”问题肯定能解决。比如建造一个足够大的电力系统、本地有消纳不了的情况(这在动态上是不稳定的)就通过外送解决、每个风场配一个巨大的储能系统等等。这些解决方案之间，需要彼此的比较与筛选，需求侧(制氢供热)与供给侧的措施的比较，供给侧不同电压等级线路的比较，不同消纳范围的比较(甘肃-西部-全国)等等。其中，贯彻本地与就近的基本原则，似乎是必须的。

衡量“弃风”的解决方案，不能停留在“有效”的阶段，而是基于更明确的价值标准，比如哪种方式成本更低、长期更有潜力、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去判断。

本地火电利益之争要模拟竞争，而不是“统筹协调”

如果将“弃风”的原因的解释为火电与风电的利益纠缠，“统筹二者的利益”自然是其解决方案。这种思路转移了话题，跳过“做蛋糕”的系统最优化问题，直接解读为“分蛋糕”的分配问题(这个当然也重要，但是无疑是第二位的)，将追求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经济议题，变成了一个充满妥协意味的政治议题。作为已建成的机组，风电还是火电来发，不应该是风火之间的讨价还价，而应该基于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标准。风电几乎没有燃料成本，发一度电就节省一度电的煤炭。潜在地，消费者会从这一替代中获得好处，比如更低的电力价格。

我们可以做个思维实验。比如，如果甘肃的问题发生在德国，我们会看到什么呢?这起码会包括：

1.风电的发电比例超过40%(而不是现在的小于10%)，全年8760小时有10%以上的时间出现零与负电价(多用电变得有利可图)，其他时间的电价水平也大幅下跌，消费者获利颇多。

2.煤电亏损得一塌糊涂，启停调峰频繁，年利用不超过1500小时，关停严重，释放未来停止建设的信号。

3.个别时刻电价上涨100倍，激励新的发电(比如储能)与先进的用电方式。

必须指出的是，风电的优惠电价是政策手段，跟市场价格下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两个事情。逻辑上，可以接受二者，也可以都不接受，或者可以接受任意一个。结构变化带来的剧烈利益调整，不需要也无法“协调”(正当的利益是没法挑战的、也不应该挑战)，否则无法解释为何之前屡屡无法协调成功。

我们之所以在甘肃看到的现象跟这个思维实验完全不一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市场竞争的基础设施。最新出台的电力改革的配套文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极其深刻清晰，这是通往正确的解决方案的第一步。在市场改革与基础设施尚需时日的当下，模拟市场运行、确定风电发电调度优先权是应有之义。这是转型时期的“非常措施”，同样需要确定明确的临时政策介入与退出标准。

要更准确清晰地理解本文提及的问题和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各种原因的贡献，特别是谁造成的问题、又应该由谁去承担成本，系统运行数据的透明化无疑是个基本的前提。从这一角度，同欧美地区的惯例一样，调度运行的足够透明，以及数据的及时公开是对我国“弃风”问题形成共识的数据基础，是前提。这是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