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雾霾频频来袭的大背景下，北京市“十三五”规划日前正式通过，其中设立了该市生态红线——2020年，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要比2015年下降30%，达到56微克/立方米左右。此前，国务院为北京市设立了到2017年年底PM2.5年均浓度降到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
然而，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鉴于北京多项减排政策已几乎见顶，要实现上述两项目标须付出较大的努力。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直言，鉴于我国生态红线屡屡被突破的现实，设立红线的警示意义在于如何回归红线，而在目前区域治理碎片化的机制下，回归红线绝非易事。
区域协同治理被低估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跃思带领团队在北京市科技计划和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资助下进行了北京市PM2.5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发表于近期的《中国科学院院刊》。
文中指出，综合环保部和北京市2013年以来公布的数据，若按现有力度措施，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预计在2021年以后才能达到60微克/立方米左右。因此，未来两年必须采取超常规措施，才能突破大气污染治理瓶颈。
据中科院站点长期观测，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自2006年后逐年下降，但2015年年均浓度为80.6微克/立方米，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均值之首。
与全国大多数城市不同的是，北京不仅冬季PM2.5污染严重，秋季污染也十分严重。“秋高气爽”和“金秋十月”已成为回忆。
王跃思指出，在造成北京秋季重霾锁城的主观原因中，一直被低估的一个影响是北京偏南区域秋收秸秆燃烧导致的高浓度细颗粒物。
研究表明，高架源的高排高放和大面积的秸秆燃烧造成大量细颗粒物的排放，易形成稳定的大气边界层逆温结构，就像一个“大罩子”罩住了京津冀城市群，造成局地污染排放难以对流扩散。此时，哪里的地面污染源排放越多，哪里的空气污染就会越严重。
因此，文章提出，作为应急措施可以停驶部分机动车辆，但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必须从区域联防联控着手，削减大型点源和面源污染的原始排放量。
“每一个烟囱都滚开”
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近半年一直在忙一件事：推动河北省公布重点排污企业名录。
按照《环保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涉及废气排放的企业都要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实时公布数据。但新环保法已修正近两年，《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近一年，数据公开并没有落实。
“我之所以扼腕叹息，是因为如果连法律都不执行，其他的措施将是多么苍白无力。”马军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该项目名为“每一个烟囱都滚开”。马军说：“治理雾霾需要让每个烟囱都滚开。这不仅有法可依，也有技术保障。目前各排污企业都安装有在线监测设备，各地环保局内网有监测数据，排放源固定、监测方便。”
雾霾的主要来源是什么？治霾的优先次序是什么？这是目前治霾工作亟待回答的两大问题。对此，马军指出，同国际上分散的城市不同，我国以城市群为主。有研究表明，重污染天气条件下，北京受周边传输的影响是50%以上，足以说明区域传输的重要性。而从区域看，燃煤排放和工业排放仍是绝对大数。
因此，马军认为，对北京市来说，下一阶段在河北治霾的投入产出比可能更高。
“推动污染名录的公布是治霾应优先采取的措施，推动全社会共同监督、向污染宣战。如果没有充分的公开，上万亿治霾资金的效果将大打折扣。”马军说。
回归红线是方向
数据显示，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90微克/立方米降到了2015年的80微克/立方米，今年前三季度为62微克/立方米。但参考去年11月和12月的重污染过程使年均浓度抬高了10微克/立方米左右，专家认为，要实现2017年PM2.5年均浓度达到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11月8日，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要下降至56 微克/立方米左右。对此，规划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到2020年年底实现全市基本无燃煤锅炉；到2020年清洁优质能源比重提高到90%以上；加快退出低排放标准的机动车；继续淘汰污染排放大的企业和落后工艺等。
对此，马军指出，有两个超越人力控制的因素将会影响该目标：一是天气因素，看风况如何；二是区域影响。“如果设定了这样的红线，必须关联强硬的措施才行。”
潘家华则指出，在现有体制下，区域分割、区域协同碎片化的问题不可避免，京津冀协同只能分而治之、分头实施。
“因此，京津冀雾霾协同治理困难很大。”潘家华说，在目前不均衡的博弈下，弱势方只能被动接受，关键是从根源上科学、客观、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
“大气污染治理红线是向市民的郑重承诺，但现在屡屡被突破，回归红线将是我们的治理方向。”潘家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