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受理的群众举报数量还是问责人数，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均比前两批显著增加。此外，反馈报告措辞严厉——“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多见”“一些地市和部门环境法制意识淡薄”……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病灶”，为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敲响了警钟。

盘点 交办问题、问责人数创新高

      从群众举报的环境问题数量看，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共向内蒙古等8省区交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1.3万件；第二批7个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北京等7省市转办的环境问题举报超过1.5万件。与前两批相比，第三批进驻7省市的督察组受理转办的群众举报数量翻了一番。在7省市中，辽宁省最多，达到6991件。其余依次为福建4903件、湖南4583件、天津4226件、安徽3719件、山西3582件、贵州3453件。

      从问责人数看，在督察组正式向地方党委、政府反馈督察意见前，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的8省份问责人数超过3200人，第二批7省份问责人数超过3100人。

      截至目前，第三批督察的7省市中，仅湖南一省就已经问责1359人；其余6省市依次为山西1071人、辽宁850人、安徽476人、福建444人、贵州321人、天津139人。国家环保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督察意见反馈，有关部门将进一步深入调查，各省问责人数还会上升。

点名 多地“土政策”干预环境执法

      督察指出，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让路的问题，环境保护工作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局面。

      据督察组人员介绍，为拉动经济发展，山西省2015年不顾大气环境质量超标、省内火电产能严重过剩的严峻形势，违反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实施《山西省低热值煤发电“十二五”专项规划》，先后核准审批20多个低热值煤发电项目，部分项目在审批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不严不实。2016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山西全省煤电焦铁等产能负荷明显提高，但环境投入和监管没有同步推进，甚至放松治污要求，全省多数地区大气环境质量出现恶化。

      同时，一些地方还出台“土政策”干预环境执法。国家要求2015年6月底前全面清理、废除阻碍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但一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经济增长，不愿清理“土政策”，甚至还出台新的“土政策”。福建省莆田市政府2016年出台“无检查周”和“下限执行处罚”等“土政策”；南平市建阳区2016年连续出台3个阻碍环境执法的“新文件”；泉州石狮市政府于2015年12月召开专题会议，责令市环境保护局撤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助长了企业违法行为。

问题 为应付检查“美化”数据

      一些地方部门环保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仍然突出。

      在辽宁，近年来大规模违法围海、填海问题突出。督察指出，海洋管理等部门和有关地方政府一罚了之、以罚代管。督察组人员表示，即使加上处罚金额，填海一亩的成本都远远低于填海所得，这实际鼓励和纵容了违法围海、填海行为，导致海洋生态破坏问题突出。

      还有些地方看上去采取了不少治污措施，但流于表面工作。督察组在反馈中严厉指出，天津市滨海新区、武清区“走捷径”，在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周边区域实施“保障方案”，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洁次数等功利性措施。宁河区落实黑臭水体治理任务敷衍塞责，为应付检查做表面文章，仅采取杂物堵塞排污口、设立挡水墙等临时性措施，管网建设等治本工程严重滞后。

      与这些不作为、“假作为”相比，一些地方的乱作为问题更让督察组震惊。湖南省湘潭碱业公司是当地龙头企业，在线监测设备运行不正常，长期超标排放。为让企业通过环保备案，湘潭及湘乡两级政府于2016年12月分别出具备案申报文件，均写明“通过多年在线监控运行及各级环境保护监测站监督性监测表明，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弄虚作假。

挑战 重点流域区域问题突出

      督察组每到一省都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问题有所侧重，此次督察反馈中也着重通报了重点流域区域突出的环境问题。

      在安徽，巢湖治理是督察组关注的重点问题。督察发现巢湖流域水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当地频频破坏滨湖湿地、违规侵占湖面进行旅游开发，且入湖污染量大，入湖的十五里河、南淝河和派河水质长期劣Ⅴ类。

      此外，督察还指出了各地存在的其他一些共性问题，包括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建设问题突出、一些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解决不够有力等。

      反馈情况并不意味着督察结束。按照要求，7省市应在30个工作日内组织编制整改方案上报国务院。获批后，各地的整改方案也将向社会公开。抓整改、抓落实、抓问责，中央环保督察掀起的绿色风暴还将在各地持续。